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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内蒙古海拉尔市电机厂的技术员孙毓星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通知，说学校正在研究他的录取问题，让他去一趟。

35岁的孙毓星当年4月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考哈工大自动化仪表专业的他，以415.75的总分，在全校考生中排名第一。

孙毓星向厂里请假后，赶到了哈工大，学校科研处研究生科科长王舜和副科长刘仲文接待了他。“刘科长一见我面就说，你们造反派怎么都长得膀大腰圆、又高又壮？”孙毓星告诉记者。

之前，他们刚刚见了另一个考生、身高一米八几的井岗山。34岁的井岗山考了经济管理专业的第一名，也是该专业唯一一个各科分数都上线的考生。文革期间，井岗山曾任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的二把手、该校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孙毓星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冈山兵团”的干将。

中午，刘仲文告诉孙毓星，学校党委专门开常委会讨论了他和井岗山的入学问题，投票结果是：八比一。唯一一个投了赞成票的，是哈工大常务副校长、井岗山喊“刘叔”的刘仲甫。

经过刘仲甫的努力，两人的入学问题被上报至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的表决结果是：4票赞成、5票反对。

事关涉及造反派的重大政策问题，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李剑白等决定，由省委和哈工大党委联合打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定夺。

1980年5月，考研成绩公布后，看到了希望的井岗山开始焦虑。

从北航毕业后，他已在吉林省吉林市汽车零件厂工作了十年，总算站住了脚。“现在考了研，如果成绩不够，大家说说也就算了。成绩够了却录取不了，周围人就会认为，这家伙政治上还是有问题，以后再想翻身也就难了！”

如今的井岗山，早已改名为井然，但看起来性格并无太多改变，依然大嗓门、说话直爽。他自嘲，正是这样的性格，使得身为北航红旗二把手（一把手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的他，没有成为“民愤极大”的人。

韩爱晶（右）

他告诉记者，北航作为准军事院校，招收的多是干部和工农子弟，文革期间始终是一派掌权，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武斗。安在他头上的所有罪名里，最大的一条是所谓的“反总理”。

文革中，北航第一任院长、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武光受到冲击。武光在北航人中威望很高，因此北航红旗同意将他接进北航保护起来。北京卫戍区两次来要人，井岗山都推说不知道，直到周恩来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是“总理要人”，他才把武光交了出去。

“后来我听说，有一回总理在接见新疆红卫兵的时候说，他的话我井岗山也不听。其实真不是这样。但那个年代很多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没在第一时间交出武光竟变成了反总理。”井岗山说。

1970年起，国家开始清查“五一六分子”。1971年分配到吉林市汽车零件厂的井岗山被带回北京，关在北航校内审查了一年半，1972年末戴着“受审查没有结论”的帽子被放回吉林。

1979年，结论终于下来了。在文革期间未背负命案的他，被定性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得以获得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资格。

他没想到的是，考了高分，却反而祸福难测。他不愿坐以待毙，决定借出差之机回黑龙江，找关系活动一下。

他的父亲井田是老革命，去世前任国营黑龙江克山农场场长。他母亲出面去找了父亲的老上级、黑龙江农垦总局局长，局长指点她去找时任哈工大常务副校长的刘仲甫。东北剿匪期间，井田任鹤立中心县长，刘仲甫是与他搭班子的县委书记。刘、井两家算是世交，井岗山的名字还是刘仲甫给起的。

母亲去刘家一说，刘仲甫便满口答应帮忙。“他叫我母亲甭管了，说文革的时候谁家孩子不闹事。反正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怕收我。”

井岗山获知，哈工大的同届考生中，还有一个人和他情况一样。那人叫孙毓星，清华团派干将。

从哈工大回来后，孙毓星也决定要去活动一下，尽人力，听天命。8月初，趁着去呼和浩特出差从北京中转的机会，他和妻子一道去拜见了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罗征启。

文革开始时，孙毓星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四年级的学生。家庭成分为“资产阶级”的他，因为“血统论”被推翻而激动，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清华大学最大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并很快以“孙耘”之名扬名（毕业分配时改回本名）。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后改名为“四一四”总部。井冈山兵团正式分裂为两派：一派为人数略少、相对温和的“四一四”派，受校内不少干部和教师支持；另一派则是以“28团”（得名于井冈山上的红四军28团，团长为林彪）为核心的“团派”，人数占优，掌握了校内实际权力。孙毓星是28团核心组成员，属井冈山兵团总部蒯大富领导。

蒯大富

由于“解放”干部的需要，“团派”成立了多个专案组审查学校干部，孙毓星是负责人之一。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一个专案组“九六支队”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专案组（指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等4位支持“四一四”观点的中层干部）。

团派发现，罗征启曾讲过“极左的根子在林彪”这样的话。按照“公安六条”，这属于现行反革命。“那时候，搞到罗征启的‘活材料，抓了他们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四一四派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所以我们很有些得意。”孙毓星说。

1968年1月30日，大年三十，罗征启在回家过年时被抓获。团派将他关在清华大学化学馆的地下室，以“九六支队”为主成立的“130支队”，连续几天昼夜不断地用刑审问。作为负责人之一，孙毓星基本没有动手，只朝罗征启的胸口打过两拳。“这是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动手打人。”

3月上旬，团派将专案组转移到清华设在北京延庆县八达岭三堡的避暑基地。27日夜间，罗征启跳窗逃跑，被藏在了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据点——科学馆内。团派遍寻其不见，决定发出通缉令。

4月3日晚，孙毓星带领一行9人，去罗征启的父亲家里抄照片。惨剧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

孙毓星带人进入罗家时，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从院子里逃出，被车上留守的两名学生（一姓王，一姓张）发现并抓获。他们将他反绑双手，面朝下按在苏式嘎斯69型吉普车的地板上，怕他的叫喊声惊动附近执勤的解放军，向他的口中塞了棉纱，因没有经验，将棉纱塞得很深。待抄家人马上车后，才发现他的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回到学校后做人工呼吸无效，将其送往北医三院，确认已死亡。

孙毓星连夜带人去北京卫戍区报案，他和王、张二人被拘留。经公安局调查，确认系“窒息死亡”，定性为“误伤”。不久，三人被转到公安局办的“学习班”。

1968年7月底工宣队进驻清华，8月29日三人被释放回校，参加毕业分配。孙毓星和未婚妻、同属“团派”的孙铮一起，被发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海拉尔市电机厂。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孙毓星被抓回清华审查了两年，其后回厂劳动改造。

文革的结束，让孙毓星“喜忧参半”。“我们造反派对‘四人帮也没什么好感。文革结束，中国有救了。但老干部上来了，文革的账肯定还要算，我心里是有数的。”他告诉记者。

1978年4月，红卫兵“五大领袖”被抓捕。11月，孙毓星被海拉尔公安局的人带走，拘留待审查，在看守所里一呆就是15个月。看守所里还关押着几十个和他情况类似的人，统称为“运动犯”。一年后，运动犯们陆陆续续被释放或判刑，只剩下他一个人无人问津。直到1980年2月，由电机厂党委书记以个人名义作保，他才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出狱。

孙毓星听说，跟他同案的王某的问题已在罗征启的帮助下获得了解决，于是决定让妻子孙铮趁着回天津过年，去一趟北京找罗征启。罗征启表示自己和全家都不再追究，为支持孙毓星考研，还送给他一套十六开本、油印的政治复习材料。

罗征启给海拉尔公安局写了一封信，称：“我代表被害人家属，负责任地声明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请你们释放孙耘。”信寄出前，他拿给父母、姐妹和爱人看了，全家人都同意他的做法。

两个月后，孙毓星终于拿到“不予追究”的结论。经过40多天的突击复习后，他走上考场，一击而中。

现在，他再次将希望寄托在了罗征启身上。

这是自罗征启从三堡逃脱以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见面的地点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初秋上午的工字厅，背靠荷塘，高大的树木在周围投下绿荫，穿堂风拂过前后回廊，十分凉爽宜人。

罗征启走出办公室接他。12年未见，罗征启依然和过去一样，个子不高，身体瘦削，说话慢条斯理，神采奕奕，丝毫不显沧桑。

他将孙毓星带进了学校宣传部一个堆满书的小房间。一个多小时的见面里，两人聊了这十多年的生活、处境。谁都没有提起罗征敷，话题被默契地绕过。孙毓星相信罗征启能了解自己的愧疚和歉意，但他始终没有勇气站起来，深深地向罗鞠一个躬。

孙毓星走后，罗征启再次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招办，并转黑龙江省委。信的大意是：孙毓星考试成绩好，这不奇怪，他原来就是业务尖子。文革时期，他们二十岁左右，没有人生经验，犯了严重错误，这些年有深刻反省，态度很诚恳，现在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应当是化冤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

信写好后，他把信给校领导看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党委副书记汪家镠等都表示赞成。不过时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何东昌认为，这不是“严重错误”的问题，而是“罪行”。罗征启当场提笔改了，但最后还是改了回来。

几乎与孙毓星同时，哈工大派出外调的人事处处长金光和科研处研究生科科长王舜也抵达了北京。

金光告诉记者：“清华的态度很好，从宣传部到校方都表态，这些人当年都是年轻学生，也不是故意伤害，不予追究。”

但北航的态度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北航红旗文革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著名的红卫兵组织，一把手韩爱晶抓起来了，二把手却没事儿，能上研究生，那岂不是二把手往下的人都没事了？北航怎么可能同意？”井岗山告诉记者。

金光和王舜又找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表示，无力解决此事，介绍他们去找专门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

二办主任闫草接待了他们，但说自己无法决定，需报送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王鹤寿。眼看高校开学在即，王鹤寿将报告按急件批给了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蒋南翔正在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材料始终压在他的办公桌上，无人处理。

在之后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鹤寿向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汇报了此事。胡耀邦问，材料呢？王鹤寿说，送给了蒋南翔。胡耀邦立刻说，拿回来。材料取回后，他立刻做了批示。

北航红旗的一名头头戴维堤在其回忆录《逝者如斯》中回忆，他的岳父和闫草是故交。9月上旬的一天，闫草打电话叫戴维堤和其妻、同为北航红旗干将的尹聚平上他家。

闫草开门见山地问：“井岗山你们很熟吧？他打死过老干部吗？”戴维堤答：“绝对没有。北航没有打死过老干部，但是整了一些人。”

闫草又问：“你们把彭德怀打伤了，井岗山打了没有？”戴维堤再次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称其为人不错，作为二把手当然应负一定的责任，但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

闫草听完后，拿出一份文件：“今天叫你们来，是让你们看看耀邦同志的批示。你们要相信中央。井岗山考上研究生，是好事嘛！人才难得嘛！”

戴维堤记得，胡耀邦对井岗山、孙毓星二人上研究生问题的批示是：“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胡耀邦。”

此时的孙毓星尚完全不知情，见开学时间已过却毫无动静，他失望地给罗征启打电话，说自己要回去了。罗征启却告诉他，胡耀邦已经批示了，他的问题可以解决了。

后来中纪委组织了两个调查小组去二人单位调查后写出了报告，分送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委。9月25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一致同意录取这两人，并发函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王鹤寿和胡耀邦汇报。几日后，书记处批复同意。录取通知书正式发出。

10月中旬，两人终于到校报到。此时，已开学近两个月。

1983年，两人研究生毕业。因为孙铮已经从哈工大进修班毕业留校任教，孙毓星也主动申请留校了。井岗山（毕业前夕改名为井然）的妻子在北京工作，他则希望去北京。

井岗山被分配到七机部（哈工大为七机部所属院校）第一研究院，却被拒收。他在北京跑了无数单位，全都是先同意录用，后来却因在北航红旗的这段历史而被拒。最后由学校出面说明，他才被北京化纤学院（后更名为北京服装学院）接收。

90年代，井岗山和孙毓星先后离开校园，投身商海。孙毓星成为中关村一家高新企业的副总，井岗山先从事国际贸易，后进入家居行业，出任了大型家居卖场的总经理。

自1980年以后，只要有机会，孙毓星夫妇都会去看望罗征启，不管他是在北京还是在深圳（1983年罗调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

至今，孙毓星也没有跟罗征启直接谈论过罗征敷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吧。”

1997年，孙毓星夫妇在北京请罗征启吃饭，饭局上有“团派”的，也有“四一四”派的，气氛融洽。席间，孙毓星全家和罗征启合影，他告诉女儿：“你要记住这位爷爷。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家，你一定要记住！”

2009年春，孙毓星夫妇专程去江西省共青城为胡耀邦扫墓，到湖南浏阳瞻仰胡耀邦故居。回京后，他应邀参加了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座谈会，读了自己的祭词：“泱泱中华，朗朗乾坤，幸生耀邦，千古一人……”

近几年，孙毓星开始写一些和清华“井冈山”有关的回忆，加入了清华大学的文革反思大潮。

至于井岗山，他乐于在博客中分享自己用三年时间“一个人、一台车”走遍中国名山大川的“壮举”，但很少提及当年“北航红旗”的那段往事。

来源：法制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