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工作考研真题解析,考点全拆透

叙事治疗也称为叙说治疗，是后现代主义个案工作的模式之一。叙事治疗模式以日常对话为基础，从多元价值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社会工作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工作关系和工作技巧上的一些变化，透过“故事叙说”“外化”“解构”，使人变得更自主、更有动力。

（一）接案与建立专业关系

前来社会工作机构求助的服务对象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当服务对象前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求助，并已经使用社会工作服务时，即成为“现有服务对象”。当服务对象并没有求助，但可能需要个案工作者的协助，或者虽还没有求助但已经妨碍他人或系统的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时，他即成为“潜在服务对象”。工作者的任务不仅是要对现实服务对象工作，同时还要与潜在服务对象建立联系，使潜在服务对象也成为现有服务对象。接案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了解求助者的意愿并进行适当处理；澄清求助者的期望；初步评估问题和需要；对那些非本机构或者个人所能提供服务的个案，要经过必要的程序转介到其他机构。

（二）对服务对象的需要与问题进行预估

对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要进行预估，包括收集服务对象个人和家庭的资料，然后对他们的问题进行评估，以确定帮助的介入点。收集资料要从服务对象与其所处环境两个方面进行，以便掌握服务对象个人和环境的情况以及服务对象与环境互动的情况。

（三）订立工作计划、介入干预和评估

在预估服务对象的需要和问题的基础上，工作者要与服务对象一道制订工作目标和干预计划。制订帮助服务对象的目标和工作计划时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1.工作目标要与工作者的专长和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致；2.目标应与机构的功能一致；3.目标应是服务对象和工作者协商的结果，能使服务对象有动力和动机积极参与改变的过程，最大限度地调动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工作目标可分为：1.直接目标，即针对服务对象提出的现实性问题进行探讨，促进服务对象的自我了解和自觉，并帮助服务对象解决眼下最紧迫的问题；2.中间目标，旨在协助服务对象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和欣赏自己，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和适当的生活方式，并寻找能够帮助服务对象的资源，帮助服务对象建构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3.终极目标，使服务对象能够拥有自我认识、自我促进、自我实现的“自我力量”，同时与他人有良好和深入的人际关系，并拥有一个持续和支持性的人际网络。

目标制定后要与服务对象订立工作契约。订立契约的目的在于使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承诺合作，以实现双方所认可的目标和计划，促使双方承担各自的责任，以便达到最终的目标。

评估直接服务的效果是社会工作在整个对服务对象的服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社会工作者需要在设定目标时考虑如何评估目标的达成程度和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民政工作不断进行改革，逐渐发展出一种较为特殊的社会工作运作模式，可以称之为社会工作的“民政模式”。民政工作的这种模式具有一定意义的宏观社会工作特点。

1.关注困弱群体需要

民政部倡导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理念，逐步扩大了国家负责的儿童服务对象，建立了初步的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促进了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贯彻落实，建立全国性的孤儿补贴制度，将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等等。

民政部门有一个从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自治州、地级市）、县（自治县、县级市）、乡镇（街道）直至村、居民委员会的遍布全国的行政网络以及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信息渠道。在民政系统中，中央、省两级的主要工作是制定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地、县两级的部分工作是结合具体情况贯彻、实施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部分工作是直接面对社会特殊群体的实际社会工作；而街道、乡镇和村（居）民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则是面对社会特殊群体的实际社会工作。

2.关注制度调整与政策倡导

由于民政系统其职责所在，对于负面的社会状况关注尤甚，与基层、社会困弱群体也有着一种特殊的联系。长期以来，民政部门以“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为宗旨，更以发挥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为己任。因此，民政部门对社会问题较为敏感。民政部门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系统内逐级上报、汇总的情况，从其他系统转过来的资料，自身组织的调查研究以及群众的来信、来访等，获得来自基层的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加工整理并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

民政部门各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和社会政策的出台，要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或全国人大的批准，同时也要依靠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各项工作的最终落实往往要通过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体系。在此过程中，民政部门要协调与上下级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关系，取得各方面的支持。

指导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是民政部门的职责之一，因此，它与基层社区有着天然联系，它通过倡导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推动社区发展。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也是民政部门的职责之一，所以民政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往往非常密切，在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服务和优抚安置工作是民政部门的主要职责，在第一线工作的大批民政工作者所从事的就是实际的社会工作实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政部门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承担的角色有着特殊意义。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从以行政推动为主转变为以政府、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社会组织互动发展为主。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有一个从政府到“半政府”再到“非政府”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此，社会工作的“民政模式”仍将发挥其特殊作用。

教育是指社会工作者为了帮助服务对象提升其认识与解决问题的能教育是指社会工作者为了帮助服务对象提升其认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把自己的经验与专业知识传授给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经过专业的学习，拥有长期从事实务工作的经历，往往比常人掌握更多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对问题的看法也更为系统、全面。同时，社会工作者局外人的身份，使其往往更容易看到问题的实质，并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所以，社会工作者可以基于自己的专业特长来教育服务对象，以改变服务对象的想法与态度。

人本主义治疗模式相信人的自我实现能力，坚信人的潜能无限。认为人天生不仅具有自我实现的动力，而且有自我实现的能力。人之所以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后天环境的局限，人的潜能被外在因素限制住了。在罗杰斯看来，人本治疗模式中的服务对象是真正的治疗中心，是治疗的主动者，而社会工作者则处于被动地位，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是协助服务对象发挥潜能、实现自我。整个治疗过程体现出来的不是刚性的指导，而是柔性的关系重构。罗杰斯认为，一个优秀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或治疗者应该具备三种优秀品质：

第一，真诚。这被认为是人本治疗工作者最重要的专业品质。因为种种原因，前来求助的服务对象往往会自我封闭，以便保护自我、逃避恐惧。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具有良好的自我概念，真诚地开放自我，主动接纳服务对象，这是心灵之间的对话，外在的技巧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良好的自我会对服务对象产生无形且巨大的影响。

第二，无条件的关怀。罗杰斯反对指导性治疗技巧，主张良好氛围与和谐关系的营造与建立。服务对象往往害怕失去他人的关爱和尊敬，因此出现了自我防御机制。而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真诚的关怀才能帮助服务对象打开心灵，展现自我。

第三，同感。同感也被称为共情和同理心，是指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能够设身处地地予以理解和体察。对于服务对象来说，获得理解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支持，同感不仅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理解服务对象，而且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给服务对象带来专业支持。

“预估”即收集与服务对象有关的详细资料、了解服务对象问题形成的过程，是依据既定情境中的事实与特点推论出有关服务对象问题含义的暂时性结论的逻辑过程。换句话说，预估就是收集资料和认定问题的过程，是把所有有关服务对象的资料组织起来并使其具有意义的专业实践活动。服务对象环境的资料包括家庭、亲属、邻居、学校、工作单位以及其他资源系统。家庭是服务对象最密切的社会环境，学校、工作系统、邻居、服务对象所属的重要组织以及社区环境都属于延伸的社会环境。

一、家庭环境——服务对象最密切的“基础支持系统”

家庭是服务对象问题产生与解决的关键场景，需从6个核心维度收集信息，以下以“青少年小明因厌学辍学在家，家长焦虑求助”为例说明：

1.家庭及成员基本情况：收集家庭收入（如父母均为外卖员，月收入不稳定）、居住环境（如一家四口挤在 30㎡出租屋，无独立学习空间）、成员健康状况（如奶奶患慢性病需长期照顾，母亲需兼顾家庭导致精力不足），这些信息能解释小明缺乏学习条件的客观原因。

2.家庭成员角色与互动：观察父母角色分工（如父亲长期缺席教育，仅负责赚钱；母亲独自管教，常因学业批评小明）、亲子互动模式（如母亲沟通时多指责少倾听，小明逐渐拒绝交流），可发现家庭角色失衡是亲子矛盾的根源。

3.家庭规则：了解家庭冲突解决方式（如父母意见不合时多争吵，未达成统一教育理念）、权威关系（如母亲强势决定小明的学习安排，未尊重其想法），能判断家庭规则的“刚性”是否压制小明的自主性。

4.家庭成员沟通方式：记录日常对话模式（如母亲常说“你不读书就没前途”，而非询问小明厌学原因）、情感表达（如家庭中极少有鼓励性语言，多负面评价），可明确不良沟通是小明自我价值感低的重要诱因。

5.家庭关系与次系统：分析夫妻次系统（如父母因小明教育问题频繁吵架，婚姻关系紧张）、亲子次系统（如小明与母亲对立，与父亲疏远），能发现家庭关系失衡对小明心理状态的连锁影响。

6.家庭决策与分工：确认家庭事务（如小明的学习计划、兴趣培养）由谁决策（母亲一人决定，未征求小明或父亲意见）、家务分工（如小明无需承担家务，缺乏责任感培养），可关联其厌学背后的“目标缺失”问题。

二、社会环境——服务对象的“延伸支持网络”

社会环境是家庭之外的关键影响因素，需从5个维度收集信息，结合上述小明案例补充如下：

1.社会支持系统及功能发挥：收集学校（如班主任是否与家长定期沟通，是否为小明提供过学业辅导）、社区（如社区是否有青少年活动中心、心理咨询服务）、亲友（如是否有亲戚能为小明提供榜样引导或情感陪伴）的支持情况，判断外部支持是否“缺位”。

2.物理环境及需求满足程度：考察小明日常活动的物理空间（如社区周边是否有网吧、游戏厅，是否有安静的图书馆）、交通便利性（如是否方便参与社区青少年活动），可分析物理环境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如周边无正向活动场所，导致小明沉迷手机）。

3.服务对象对环境资源的主观认知：询问小明是否知道社区有心理咨询服务（如“你知道楼下社区服务站可以聊心事吗？”）、是否觉得学校老师愿意帮助自己（如“你遇到难题时，会主动找老师吗？”），判断其对资源的“认知盲区”是否阻碍求助。

4.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绘制小明的支持网络图谱（如核心支持：母亲；边缘支持：无同学、亲友；负面支持：无），可直观发现其社会支持网络“单一且紧张”，缺乏同辈或正向成人支持。

5.社会体制与组织环境：了解当地教育政策（如是否有针对厌学青少年的“返校适应计划”）、社区社会组织（如是否有公益机构开展青少年成长小组），判断宏观体制与组织环境能否为介入提供政策或资源支撑（如是否可链接公益机构为小明提供同辈小组活动）。

通用过程模式中的四个基本系统是相互关联、协同作用的整体，其核心逻辑是通过 “改变媒介系统” 联动“行动系统”，为“服务对象系统” 提供支持，最终推动“目标系统”（即需要改变的相关主体与问题）的优化。以下结合黄某的案例，从四个系统视角分析案主、父母及社区的问题，并制定针对性介入策略。

一、四个基本系统的问题拆解

（一）服务对象系统：

服务对象系统即直接接受帮助的主体，本案中核心服务对象为黄某，其问题源于父母离婚后“情感支持缺失”与“行为认知偏差”，具体表现为：

情感与心理层面：父母离婚可能让黄某 产生“被抛弃感”“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缺乏安全感，进而通过“打架斗殴”等极端行为寻求关注或宣泄压力；

行为与认知层面：失去家庭原有监督与引导，学习动力瓦解，且未建立正确的冲突解决方式；

社会支持层面：未主动或被动获取学校、社区等外部支持，孤独感加剧，负面行为缺乏及时干预。

（二）目标系统：

目标系统是需要改变的“相关主体与问题集合”，本案中除黄某个人外，还包括案主父母与社区，三者问题相互影响，共同加剧黄某的困境：

1. 案主父母的问题

沟通与协作缺失：离婚后可能因矛盾或疏忽，未就黄某的抚养、教育达成统一方案，导致黄某 处于“无人管”的真空状态；

情感支持不足：未关注黄某离婚后的心理变化，未及时给予陪伴、倾听或疏导，忽视其情感需求；

教育方式失当：可能存在“补偿式溺爱”或 “放任式忽视”，均无法形成有效约束与引导。

2. 社区的问题：

资源供给不足：社区可能缺乏针对“离异家庭子女”的心理辅导、学业帮扶等专项服务，无法为黄某 提供精准支持；

联动机制薄弱：未与学校、家庭建立信息互通机制；

氛围营造欠缺：社区内未形成“关注特殊家庭子女成长”的友好氛围，可能存在对黄某 负面行为的“标签化”评价，进一步孤立黄某。

（三）改变媒介系统：

改变媒介系统是推动改变的“核心执行者”，本案中当前存在的问题是：

缺乏专业介入：目前无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角色介入，黄某及父母的问题仅停留在“自发困境”阶段，未得到科学引导；

引导方向模糊：即使有亲友介入，也可能因缺乏专业知识，仅关注“纠正行为”，而忽视“解决根源”。

（四）行动系统：

行动系统是协助改变媒介系统的 “支持网络”，本案中当前存在的问题是：

多方力量分散：学校、社区、父母、亲友等力量未形成合力，各自为战甚至相互脱节；

角色定位不清：如学校仅负责“学业提醒”，社区仅负责“日常管理”，未明确自身在黄某问题解决中的具体职责。

二、基于四个系统的介入策略

（一）改变媒介系统：

由专业社工担任改变媒介，牵头统筹所有介入行动，具备“心理疏导、家庭调解、资源链接”三大核心能力；核心任务如下：

对黄某开展个体心理辅导：通过每周 1 次的面谈，运用“倾听技巧”“情绪宣泄法”，帮助黄某表达对木府离婚后的负面情绪，建立“被理解”的安全感；

对父母开展家庭协作指导：组织父母进行2~3次联合面谈，明确“共同抚养责任”，制定《黄某成长协作计划》；

对社区开展资源整合协调：与社区居委会对接，明确社区需提供的支持（如场地、志愿者），并建立“黄某问题反馈机制”（每周 1 次信息同步）。

（二）服务对象系统（黄某 ）：

情感支持层面：开展“同伴陪伴”活动，由社工链接社区内年龄相近、行为正向的青少年，每周 1 次共同参与兴趣活动，减少黄某的孤独感；建立“情绪日记”习惯，指导黄某用文字或绘画记录每日情绪，帮助其识别情绪触发点，学会“先冷静再处理”。

行为纠正层面：制定“行为契约”，与黄某共同约定“正向行为目标”，达成后给予 “小奖励”，未达成则分析原因（而非批评）；链接“学业帮扶”，由社工协调学校老师或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每周 2 次为黄某 提供针对性学业辅导（从其擅长的科目入手，重建学习信心）。

认知重塑层面：开展“价值观小组活动”，组织3-5名类似处境的青少年，通过案例讨论，帮助黄某 建立“正确冲突解决观”；进行“家庭认知引导”，通过视频、绘本等方式，让黄某理解“父母离婚不是我的错，也不代表他们不爱我”，消除自我否定认知。

（三）目标系统：

1.针对案主父母：强化“协作与教育能力”

建立“月度沟通会”制度：由社工主持，父母每月参与1次沟通会，同步黄某的学习、行为情况，调整协作计划；

避免“负面评价传递”：引导父母不在黄某面前说对方坏话，统一对黄某的教育口径；

开展“家长课堂”：邀请家庭教育专家，为父母讲解“离异家庭子女心理特点”“正向沟通技巧”；

提供“个性化指导”：社工根据黄某的行为反馈，为父母提供具体建议。

2.针对社区：完善“资源与联动机制”

设立“社区青少年成长驿站”：提供心理辅导室、学业辅导角，配备 1名兼职心理咨询师（每周2天驻点）和2-3名大学生志愿者（负责学业辅导）；

开展“专项主题活动”：每月组织 1 次“离异家庭子女关爱活动”，让黄某感受社区温暖，同时促进父母与孩子的互动；

搭建“家校社信息平台”：由社区居委会牵头，建立包含社工、黄某 父母、班主任、社区志愿者的微信群，每日同步黄某 的关键信息；

明确“多方职责清单”：学校负责“学业数据反馈”“课堂行为观察”，社区负责 “课后活动组织”“资源提供”，父母负责“家庭陪伴与监督”，社工负责“整体协调与专业指导”。

（四）行动系统：

学校层面：班主任担任“学业观察员”每日记录黄某的课堂表现，每周向社工反馈 1 次；任课老师提供“个性化学业支持”，针对黄某薄弱科目，制定简化版学习任务。

亲友层面：链接“正向亲友资源”，选择父母中关系融洽、有耐心的亲友，作为 “补充支持者”，每周1 次陪伴黄某 开展活动，增加情感支持渠道；指导亲友不随意批评黄某 或父母，而是以“倾听者”“鼓励者”角色参与。

志愿者层面：组建“专项志愿者小组”，筛选具备“青少年辅导经验”或“教育背景”的社区志愿者，分为“学业辅导组”和“活动陪伴组”，由社工统一培训后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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