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某日 凌晨一点十七分 宿舍大厅
“学长”在门外雪堆里蜷成黑色句号时，我正抱着电脑逃出寝室，避免打扰室友休息。屏幕荧光照亮走廊剥落的墙漆，教授的邮件像午夜幽灵准时抵达，要求项目增加受众分析。
大厅比想象中热闹。保安大叔没睡觉，手机屏上播放着苏联时期的古早影片。我管他叫“长腿叔叔”，因为上学期给他带过中国香蕉。那天他瞪圆了眼睛，说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长的黄色水果。
“又是作业？”
他推过来一把掉漆的椅子，
“像你们这样熬夜的，上周有七个学生感冒。”
“嗐，没有办法咯。”
我略带轻松回应道。
窗外没有港口，只有冻住的海。黑暗把冰面吞得干干净净，偶尔有货船灯光像缝在夜幕上的黄纽扣，慢悠悠地朝更深更远方向漂去。暖气片在背后发出咕嘟声，“长腿叔叔”的茶炊开始哼唱，两种温暖把深夜切成三明治——而我，是中间那片薄薄的火腿。
而教授的工作坊是另一个世界。第一次去时，我们在门口气垫垫上蹭掉雪，像进入某种秘密结社。满墙显示器流淌着数据瀑布，三架钢琴（其中一架是儿童款）挤在角落，绿植从架子鼓的镲片间探出头。所有设备都闪着“正在呼吸”的指示灯，空气里有咖啡豆和松节油混合的叛逆气味。
“必须脱鞋，”
教授踩着彩色地毯走来，袜子是墨绿的，
“这里所有声音都会被记录。”
我们小组借用这里拍摄采访视频时，灯带突然亮起的瞬间，我看见自己在七块监控屏上同时惊慌。俄语术语在提词器滚动，像一串串银色咒语。当我终于摸清那台索尼PXW-FS7的录制键时，仿佛听见同学轻声说：“你耳朵红了。”
现在凌晨三点四十五，大厅窗外依旧漆黑一片。“长腿叔叔”换了频道，新闻主播的声音像温牛奶。我把修改好的章节发出去，忽然听见冰层开裂的脆响。很远，但清晰得像是从脚底下传来。
或许冻僵的海也开始翻身了。就像我们在这座雪城缓慢地、笨拙地，从冰封里长出自己的形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