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天，青岛、成都、厦门等地不约而同地宣布取消期末统考，还有地方和部门也把烫了多年的剩饭跟着回了一次锅，宣称不排名、不公布分数，热闹非凡。对一部分孩子而言，这当然是件喜事，马上过年了，分数排名这种窝囊感连根被拔起，过年收压岁钱，心理负担降低了。对始作俑者而言，这当然是一次政绩亮相的绝好机会，取消考试、不排名、不公布分数这些手法，都被包括在减负的饺子皮中，似乎马年会更吉祥了。鸵鸟把脑袋塞进沙子，危险就不存在了吗？当然没有，所以命题者的意图似乎应了一句俗语，眼不见为净，把竞争取消了，就没焦虑了，这是某些人的看法。如果在推测一步，背后还是老一套“我为你好，你就要听话”的哲学。命题者的逻辑当然是清楚的——考试、分数、排名容易制造焦虑感，容易增加孩子的负担，按照这个因果关系，自然不难推论出他能做出的决策。唯独有一个他视而不见的东西，就是中考要凭分数说话，高考要凭分数说话，研究生考试要凭分数说话，连考公，也要评分数说话。凡是要命的地方，都要凭分数说话，现在有人告诉你，分数不重要，排名不重要，你怎么想？所以我说，这个逻辑是清晰的，大前提是分数很要命，小前提又成了分数不重要，现在要依靠小前提，推导出一个让群众接受的结论——而且你不得不接受。大有一副和亚里士多德对着干的意思，这人反正死了两年多年了，刨刨他的坟，也没人介意。
然而现实总的悖论却是，在高考等高利害选拔存在的前提下，中小学淡化分数，如同在马拉松途中撤掉公里指示牌，跑者只会更恐慌：“我在什么位置？该如何调整速度？”
这些人一口咬定，焦虑仅仅源于排名和分数这些东西，这是见识。他们不承认焦虑与“不确定性”与“目标迷失”之间的关系。鸵鸟政策表面上在“减负”，但升学率仍是隐性格标。这是实际上是把压力从学校转向家庭和社会，家庭不得不承担更多监测学习效果的责任，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通过购买私人教育服务填补信息真空，底层家庭则陷入盲目焦虑。
应试教育是有问题，但无论如何，它的评价体系是清晰的，从操作上看也可以答成比较透明的公平性。鸵鸟政策又一次把清晰的东西模糊化了，实际上，直接取消分数所造成的模糊感，反而削弱了精细反馈可能，这势必造成更大的焦虑。
考试的核心功能是“筛选”与“流动”。科举制有问题，但比起举孝廉和三品中正，它还是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社会对“程序正义”的信任。公开透明的标准，哪怕残酷，也比模糊化的主观评价更让人接受，因为“筛选”和“流动”是相对透明的。不难想象，如果把高考取消掉，重新设定一种标准，我猜结果只有两种：要么重回九品中正，按照门第筛选，有钱有权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寒门就老老实实去种地，去送外卖好了；要么再来一波“工农兵大学生”——这两种教育路径的历史结果，都很清楚了，不用我啰嗦。
往近处说，宽松教育的理念，日本韩国不都尝试过了嘛，最后是什么结果呢？减负、淡化排名并未减少焦虑，反而导致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飙升，更严重的是导致“学力两极化”——学生群体在知识水平、学习能力等方面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学生学力水平较高，能够快速掌握知识、灵活运用技能，在学业表现上较为突出；而另一部分学生学力水平较低，学习困难较多，学业成绩相对落后。日本从2002开始搞了十几年，2016年宣告失败。
好事者可能还会拿出荷兰德国的例子证明“无竞争教育”的优势，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比性。人家人口少，教育资源丰富，个人成长路径多元——电工不比公务员的日子差，教育的选拔功能就降低了。
我们的学校呢，既要“培养人”，又要“选拔人”——你可以闭上眼睛不承认，但这个事实改变不了。在资源有限、竞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选拔功能本身就携带了焦虑，然而模糊选拔体系更是火上浇油——鸵鸟政策的本质，就是试图用“掩盖选拔”来维持“培养过程温情”的假象。在这种语境下，单纯禁止排名与公布分数，无异于病根还没找到，您先把体温计、心电图给撤了，大有一副拔管的阵势，人们会怎么想？关注我的知识星球“风行世纪的语文世界”，享受优质语文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