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惠誉（农健/插画）
全文共4378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上岸后，要面对的问题更多是要不断去建立、巩固自我。”
文｜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
责任编辑｜钱炜
讨论毕业论文选题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研究生关惠誉为导师播放了网友拍摄的一段关于考研的视频。画面里，是早早起床、自习室背书、倒计时冲刺的日常。视频还没放完，她和另一位经历过考研的学妹就红了眼眶。
她们都经历过与视频里如出一辙的备考生活。关惠誉考过两次研。第一次是2020年，报了家附近的学校，没考上。第二年，她花了三万多元，住进了北京郊区一家“吃住学一体化”的考研机构，在高三式的苦读里追求“名校上岸”。那时候，她只有一个念头，“考不上的话，我的人生就止步于此了”。
“上岸”后，关惠誉逐渐察觉到考研这件事“有点不对劲”，便以“答疑学姐”的身份回到机构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一种更为集中的焦虑和迷茫，看到了一群被卡在考研里的年轻人，在苦读与渴求希望间一年接一年地考。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43万，是考研人数报名超300万人后的第六年，其中不乏多次考研的人。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信件。信中，作者发出疑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2025年刚刚毕业的关惠誉时常想起这句话，她说：“多次考研的青年，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个‘潘晓’。”
不到六点，手环闹铃震动的瞬间，关惠誉就醒了。六人间的寝室里静悄悄的，室友还在睡觉，她蹑手蹑脚地起床、洗漱，穿好衣服后匆匆奔向教室。
“天亮之前最黑暗”，耳机里如平常一样响起考研名师的鼓励，随后播放着政治知识点讲解。这时天还没亮，关惠誉心里充斥着对未来的不确定，如同看不见前路的黑夜一样。
随后，她走进教学楼，按下指纹打卡，进入自习室上课、背书、学习，一直学到晚上十一点半教室要关闭的时候才离开。从2021年7月来到“志胜”考研机构起，为了上岸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关惠誉几乎每天重复着这样的作息。
这是一所专科院校闲置的校区，同时被三四家考研机构租用宿舍、教学楼、食堂，满足上千名学生学习、休息、吃喝的日常需求，以“集训”式管理吸引着备考的年轻人。
进入这里，一切都被安排好了。每一位学生都会收到机构制定的学习计划与相应的教辅资料，并根据课表走班上课，课余则在自习室的专属位置学习，每周、每月参与测试。班主任负责一切日常事务，早中晚督促学生指纹打卡、巡查自习情况、与学生沟通学习进度等。甚至，还配备了宿管阿姨，每天早上、中午在宿舍走廊摇铃，喊学生起床，晚上熄灯后查寝，确保安静。
关惠誉似乎又回到了高三。学校里随处可见写着“一战上岸，金榜题名”的红色标语；路过背书教室时，里面总是坐满了人，每个人都沉浸在背诵里，嘴里念念有词。后来，她在论文里将这描述为：“部分青年考研人主动通过消费购买强外部力量干预的服务，以‘受教育者’的身份融入被规划好的备考环境，甘愿接受军事化的备考生活，目的是为自己复刻在高考中取胜的外部情境。”
身处这样的环境里，关惠誉一刻也不敢停下。这是她第二次考研，在她看来，学习是自己唯一擅长的事情，“考不上，人生就完蛋了”。
她卸载了大部分社交媒体，几乎不和朋友联系，连在机构里也很少与别人交流，焦虑与亢奋让她将身体和心灵共同封闭在这所学校里。她几乎昼夜不停地学习，相比于机构指定的一周休息一天的节奏，她顶多是在那天减少学习时长，早些回寝室睡觉。
为了应试，关惠誉还每天练习英文衡水体，写出来的字母标准到像印刷体一样清晰、端正。她重新装订了机构发放的资料，反复地记笔记、翻看、背诵，留下充满褶皱的印记。即便是冬天，她也会裹上厚厚的帽子围巾，晚上站在路灯下背书，甚至梦里都在背诵白天学过的知识点。
在机构的半年里，她只出过一次门，为了拍摄考研报名时的证件照。她还记得，那天专门选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的照相馆，拍完照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心里一遍一遍默念着：“明年一定要成为这里的学生。”
距离考研已经过去4年了，关惠誉还记得专业课考试时的情景。试卷刚发下来，背过的知识点就开始下意识地往外冒。她不停地写，写了整整12页答题纸，直到手指僵硬。这是她第一次写这么多内容，也对可能的结果有了预料。走出考场时，地上的积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响，轻快得如同她当时的心情。
2025年12月20日，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拉开帷幕，考生们在湖北省武汉工程大学考点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考试。（视觉中国/图）
417分。2022年，关惠誉以考研第一的成绩上岸了。
研究生生涯刚开始没多久，她便开始思考毕业论文选题。很快，她想到了和自己有着共同经历的同学，他们大多不是第一次考研，而是二战、三战，甚至是四战、五战的多次考研人。他们普遍毕业于普通一本或者二本院校，希望通过考研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于是，她将多次考研的人作为自己论文的观察对象，并在2023年的暑假以“答疑学姐”的身份回到机构进行田野调查。
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她都坐在办公室里，负责学生的日常答疑、制定带背计划、出测试卷并批改等工作。
关惠誉对一位男生印象深刻。他在社会实践中接触了孤独症儿童，从而下定决心由播音专业转入特殊教育，甚至学习了手语。他告诉关惠誉，要进入这一行业，想来想去只有考研这一条路。
更多学生往往抱着高考没考好、研究生学历更好找工作，或是对未来迷茫，借助读研逃避现实的心态进入机构，他们将考研视作去往“更好未来”的必要门槛。关惠誉最初想要考研的目的很简单，由于疫情被困在家里，她希望可以有一份像老师一样稳定的工作，再加上周围的朋友都在读研，她便从英语专业跨考教育学。
后来，这名男生考了3年，后期甚至有些“魔怔”。前两次的失败，让他不禁怀疑自我：“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没考上，要学到什么程度才行？”直到“上岸”后，他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胖了三十斤，和朋友聊天时，也因为封闭太久，而听不懂他们提到的话题。
关惠誉说，多次考研意味着考研失败过，而长期的失败会催生焦虑、绝望。因此，他们走进考研机构，“与其说是为了学习，更像是加码购买希望”。
从事“答疑学姐”的过程中，她不断从学生的提问里感受到一种弥漫性的焦虑，而她和班主任需要为此提供情感服务。每到下午，学生们陆续来找她询问：“学姐，这个书要背几遍？”“学姐，你背书的时候默写吗？”这些简单的问题，让她啼笑皆非。慢慢地，她意识到，学生并不是来问问题，而是想借此释放焦虑。还有不少学生直接问她：“我学不动怎么办？”她不知如何安慰，只能回答，“要逼着自己学”。
她记得，当年整个机构有三百多人考教育学专业，但“上岸”的人很少。原因很残酷，因为她发现，像她当年那样真正努力备考的人很少，大部分学生在封闭式学习时，其实只是装模作样地“混日子”。
关惠誉记得，当年有同学想要跟她一起学习，主动提出要坐她旁边。但没多久，同桌便开始看小说。成为“答疑学姐”后，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多同学，发现很多人并不在学习状态，他们将备考变成了一种生活，既感觉痛苦，又缺乏内驱力，要么躺在床上不学习，要么在自习室里刷短视频、看小说。
关惠誉曾对此不能理解。后来，她察觉到了身处其中的艰难和痛苦，“他们是很不快乐的”，不学习，可能是他们潜意识里对备考生活的一种反抗。但由于找不到其他出路，没想明白考研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卷入考试，投入数年光阴，如刻舟求剑般，不断重复、徒劳。
考研第一这个结果，曾给了关惠誉很大的信心。但上岸后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轻松。她说：“这个岸一点也不踏实，像长满了刺一样，扎脚。”
紧绷感还遗留在关惠誉身上。研一的第一个学期，她保持着早出晚归的作息，上课、读文献，完成导师交代的各种任务，丝毫不敢懈怠。
在设想里，关惠誉认为，在进入更好的学习平台后，自己会过上更为丰富的生活，可能会从事学术研究。实际上，她掌握更多的只是应试技巧，对学术缺乏认知。开学初，在得知师姐的毕业论文写了将近10万字时，她就被吓了一跳。
随之而来的是沉重的同辈压力。大部分同学都是保研，本科期间就接触了大量的社科理论、写论文，同门甚至在第一年就发表了独作论文，而她连如何写好一篇论文还一知半解。
每周一次的读书会是她最痛苦的环节。她记得，有一次同门领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滔滔不绝分享了三个多小时，并且与导师讨论得有来有往，而她却因听不懂而如坐针毡、游离在外。
师门无形中弥漫着对学术的高要求、高标准，让关惠誉不断怀疑自我，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在学术道路上找到适合自己的点位。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入了低沉，每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抗拒写论文，“像动力系统瘫痪了一样”。
为此，关惠誉开始尝试一些学术之外的探索。她从最简单的运动开始，每天坚持跑步，最直接地获得身体的反馈。她也开始用短视频记录生活、写公众号文章、实习，通过进入不同的环境，看看自己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她对正在兴起的直播带货感到好奇，向关注的MCN机构投递了实习简历。她把这称之为一次对师门的“叛逃”。实习生的工作简单又烦琐，她要跟直播现场，根据商品特点撰写手卡，还要不断地拆快递、寄快递、挂衣服、叠衣服。
但当她看到老板真诚地分享创作、创业经验时，她意识到，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正站在眼前。以前，她的生活充斥着做题、考试、升学，对未来就业的想象也极为有限，读博、当老师或考公。她说，人生不是一条窄道，也不是只有考试一件事。相较于学术研究，走出学校的工作更适合她。
2025年6月，关惠誉毕业了。她没有如当初设想的那样读博，而是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最近，她入职了一家IP公司做助理，负责课程宣发，也参与播客的录制，在陌生行业里汲取新的内容。
直到这时，她才觉得双脚落地，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关惠誉说：“上岸后，要面对的问题更多是要不断去建立、巩固自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相信一种叙事：如果现在过得不好，是因为考试还不够好、学校还不够好，只要继续往上考，生活自然会被“纠正”。
但在读研之后，她已经通过了重要的考试，进入了一所足够好的学校，却发现生活并没有随之改善。她意识到，考试已经无法继续解释她的处境，也不能再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时，她才被迫转向对自我的探索，“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所谓的兴趣或自我，而是在不断尝试中逐渐逼近的，并建立起对生活的判断力和主体性”。
在备考型小社会中，关惠誉仍然坚信个体的能动性。“我们能干的事情多了，机会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创造出来的，”她补充道，“如果我想进入AI行业，可以从现在开始做一个AI博主，学习行业基础知识，认识行业里的人，再一步一步进入其中。我们还是有招的。”
（应受访者要求，“志胜”考研机构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