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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欢拿现在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考试相比较，其实，这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简单地说，高考是入学考试，科举是入职考试，虽然都是选拔性考试，但是中选的结果有本质区别。
“科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士，西汉开始出现的察举就属此类；狭义的科举，指的是隋代以来设立的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科举制的起源到目前还是学界的公案没有定论，大体归纳，观点大约有十余种之多，有始汉说、始南北朝说、始隋说、始唐说、兼顾始汉与始隋说等五类，令人莫衷一是。
明清时期，“科举”一是指准备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二是指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府、州、县生员的选拔和招收录取是这一制度的基础，只有科举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明清小说中有大量关于“科举”的描写，如《金瓶梅词话》第56回谈及温秀才，说其宗师提学陈正池“十八岁科举，中壬辰进士”，这里的科举就是科举生员的简称，生员又分为增广生员、廪膳生员、科举生员等几个层次。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举主要是指定型后的制度体系，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更为复杂严密和成熟，相当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采用八股文取士，在明清两朝合计500多年中一以贯之，很少变化。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说：“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可见在古代，科举是绝大数读书人入仕做官的唯一通道。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名称和科目设置多有变迁，如唐代科举制包括了秀才、明经、进士等常科和“待非常之才”的制科，隋代的秀才与明清的秀才含义也不一样。隋代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对于科举的贡献却非常巨大，进士科考试就出现于隋代，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武德四年，唐高祖下敕开科举，次年十月，各州共推举出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最后录取秀才1人、俊士14人。唐高宗时期的进士考试加试杂文，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改革开始推广糊名法和誊录制，一直到北宋，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成为历代沿用是常态。后来进士科发展成为科举的惟一常科，由“分科举人”逐渐走向“进士科举”，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巨大。
高考从本质上讲是高校选拔学生的教育活动，是学生由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前进的一个环节，与学生以往的考试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高考成为对社会许多方面皆有深刻影响的社会现象，被视为社会分层和向上流通的基础。人们之所以习惯性的把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联系起来，就在于高考扮演的“知识改变命运”的角色。以全民性的诚挚和热情，关于高考状元、寒门出贵子等话题总能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狂潮，让人既眼花缭乱又感慨万千。目前的高考已经不仅仅是教育的事情，已经变成一种包含许多非教育内容的社会性活动，温情地上演着当代的范进、孔乙己现象，用美丽的口号，粉饰应试教育的事实。
随着高考功利内涵的不断膨胀，某种程度上重新唤醒或者说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意识。那些通过高考能够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不仅在读书期间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拥有相对更多的机会和资本。高考的弊端不仅仅是把普通教育演变为应试教育，也导致平等、和谐等观念的扭曲。
由高考而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在教育领域俨然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其聚财能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大增加了普通群众的教育成本。每年高考期间，可以说是兴师动众，交通、城管、教育、公安等部门甚至要全力出动，以保证高考的顺利进行，老百姓戏称为“黑色六月”、“考试崇拜症”。有人说，“高考现象是一项纠缠了多种复杂关系和逻辑的社会难题”，社会大众把高考与“成功”联系起来，实则扭曲了高考单纯的作为高校选拔学生活动的本质，而成为类似于古代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台阶和工具。
把高考与科举等同起来，折射出当前教育领域浓厚的功利色彩。教育的本质是让人成为人，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体生存的需要。教育的品质应该是淡泊名利，如果一切以“应试”为中心，承载过多的功利性要求，演变为社会性的逐利现象，则并没有跳出“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藩篱，与宗旨自相对立，变成激励功利和庸俗意识的同谋。
封建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有维护统一、普及文化、取士唯才、鼓励向学的积极意义，又有压抑个性、忽视科技、官僚主义、极端应试等消极影响。相比之下，高考由于承载了太多的非理性的负担，也不断暴露出问题。
“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影响重大且利弊都十分显著。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科举一直占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是一种高厉害、高竞争、高风险的选拔性考试，一旦登科及第，便风光无限。何德刚的《客座偶谈》卷二中曾说：“科举时代，粉饰太平，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
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一部科举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竞争史，一部读书人的喜乐哀怒辛酸史。“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参加科举是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是历代盛行的劝学格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前后的巨大反差，正是“中举效应”的生动写照。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受名利的驱使，许多人努力向学，勤苦读书，但是能及第或中举的机会却很少。据统计，有明一代（1368—1644）二百七十余年间，总计取进士89科（洪武三十年2科，崇祯十三年1科）。一共产生了多少进士呢？根据考证，明代89科共录取进士24595人，如果按照现在高考每年一次来算，相当于每年录取的人数不足百人。补充一点，历代有文进士、武进士；唐宋有诗赋进士、经义进士；清代有翻译进士，清末还有经济特科进士等。经过考订，清代文进士总数是26849人，与明朝相差不多。
科举时代考试录取率很低，清代许多省的乡试录取率只有1%～3%，“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起自垄亩，从草根阶层跻身主流社会的只是少数。科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确实有限。
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后，开始会试录取环节实行分省制。据光绪十二年(1886)清礼部衙门编纂的《钦定科场条例》所载康熙五十一年上谕：“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分，故取中人数不均……贫士自远方跋涉赴试至京，每限于额，多致遗漏。朕深为轸念。
自今以后，考取进士额数不必预定……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额数。”进士的分省录取原则，和现在高考分省制定招生计划颇有类似之处。只是在当时，具体录取人数由皇帝根据礼部上报的各省实际进入考场的举人数量，在每科会试时临时钦定。而且“分省中额”只是会试预录取人数，它和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贡士人数，以及最终传胪钦赐进士的人数都可能存在差距。
“会试”被录取称之为“贡士”，然后还需要再参加“殿试”，经过“钦赐”“传胪”，确定名次才能最终被称为“进士”。清代科举制度规定，皇帝亲策于廷，即通常所说的殿试，得中者分一、二、三甲等。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严格来说，只通过了会试而没有参加殿试的贡士、博学宏词科、钦赐进士、明通榜进士、中正榜进士等，有的虽然也以进士相称，但实际上都不能算是进士。可见在古代，获得进士身份是多么的不容易，也足见进士的含金量有多高。进士登科及第即可授予官职，更是现代高考所无法比拟的。
每年的高考季，高考状元都是舆论关注的热点。在古代状元本是俗称，到明代才开始有定制。明代状元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从修撰(从六品)起步，循序升迁，最终有望进入内阁。同其他进士相比，状元的仕途起点较高，前程也更为远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科举中举的含金量比现在的高考、公务员考试要高得多，公务员考试通过不过是普通的科员，以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例，杀出重围，再通过试用，一般至少也在22周岁。按照规定，从科员升至副科级最快要3年，然后再有3年到正科级，即便不止步，正科到副处、正处至少又得奋斗7年，假设一切顺利，晋升为正处最起码35岁了。
回到正题，明代的翰林院是国家储备人才的所在，不轻易授人。翰林院的官职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二是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三是史官，包括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翰林官虽然品级不高，但与皇帝、内阁的关系密切，仕途远大。在明朝，一甲进士三人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官员的升迁，名义上不经吏部铨衡，而由皇帝亲擢。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内阁官员“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其地位已相当于宰相。供职于翰林院，是成为内阁大学士登上明代政坛顶峰的必由之途。明代89名状元中，入阁辅政者有17人，入阁比例达到19％，入阁者即同于宰相。翰林院人才济济，榜眼、探花、庶吉士，个个都是人中翘楚。在二甲进士中，还会选拔少数年轻而才华出众者进入翰林院庶吉馆学习，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学成期满，经过考核，优秀者有资格留在翰林院，担任编修、检讨等职。庶吉士作为翰林院的后备人才，也受到追捧。
总的来说，科举的实施扩大了受教育范围，促使教育机会下移，养成了中华民族重视文化的传统。“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只要有一线希望成才，父母即便含辛茹苦也要送子就读。一直到今天，这种风气长盛不衰，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传统戏剧和小说对科举制进行了大量的渲染，“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恒心！无论是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还是单纯为了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能够十年寒窗苦读，不畏旅途艰辛，长途跋涉到京城赶考，本身就是身心的巨大考验。相比之下，若问科举和高考哪个难，相对于科举的层层选拔，现在的高考对学生造成的压力则要小得多。
当然，在多数人眼中，科举制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禁锢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过去中国腐败落后的重要根源。透过《范进中举》《孔乙己》等文学作品，人们对于科举制的印象多是负面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对于科举制不能片面的理解。贫苦的读书人靠自己的才学，通过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是好事。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只是虚构的文学形象，其可笑不能掩盖科举的真实面貌。个别“专家”批判科举制，说明清乡试“每场考三天两夜，三场共十二天六夜”，考生被锁在狭小的号舍中苦不堪言。事实上，每场考试只有一天，包括入场、考试、出场总共不过两天，至多两天半时间。
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科举制不是教育制度，而是中国古代“衡文取士”的官员选拔制度，并不排斥功利化。而高考则是单纯的为高校选拔学生的方式和制度，不能演变为与利益密切联系的逐利活动。高考成功者看上去似乎前程远大，高考失败好像就前途渺茫，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观念，不利于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作为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高考应该完全忠实于教育的宗旨和目的，为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形成服务。
社会应该理解和信任教育，相信教育本身的崇高境界和优秀品质。我们应该从对高考的关注，转到学生良好修养形成上来，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立足于“培养人才”，把主导权还给教育。
(作者简介:邵光亭,知名学者、经学史家,书法家、画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教学与传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史学、经学、书法、绘画等，在诸多研究领域皆卓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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