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
刘半农的《半农谈影》作为中国摄影理论的启蒙与奠基之作,其价值不仅在于为摄影争得了艺术地位,更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充满辩证张力、根植于中国文化语境的美学框架。书中对“写真”与“写意”、“艺”与“术”、天才与技法这三组核心关系的辨析,并非孤立的技术讨论,而是共同勾勒出了一条中国摄影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真实与表达、心灵与手艺、天赋与功夫的经典路径,其思想深度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首先,“写真”与“写意”:摄影功能的本体性二分与艺术性的终极统一。
刘半农开宗明义地将摄影分为“写真”与“写意”两类,此乃其理论基石。“写真是照相馆的正当行业”,强调其复现客观物的实用功能;“写意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照相表露出来”,则高扬其主观抒发的艺术属性。这一区分在当时具有革命性,它将摄影从机械复制的工具论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与绘画、诗歌同等的抒情言志资格。然而,更深刻的是,刘半农并未将二者截然对立。他认为“写意”需以“写真”的精确技术为基础,否则意境无从传达;而最高妙的“写真”也必然蕴含着作者对物的理解与情感投射,并非冷冰冰的复制。这揭示了中国摄影美学的核心追求:“写意”是境界,“写真”是根基;最高的艺术是“寓写意于写真”。后世中国纪实摄影大师如侯登科,其《麦客》系列堪称典范。作品以社会学调查般的严谨“写真”,忠实记录了关中农民的生存状态,但画面中弥漫的乡土情怀、对命运深沉的同理心,以及通过光影构图所营造的史诗感,无一不是强烈“写意”的流露。刘半农的理论预见了这种辩证统一:真正的杰作,其“真”是渗透了作者生命体验的“情感之真”,其“意”是建立在扎实物象之上的“充实之意”。
其次,“艺”与“术”:创作过程中精神性与物质性的相生相成。
刘半农对“艺”与“术”的辨析,精辟地阐释了摄影创作的内在机制。他指出,“术是手艺,艺是思想;单有手艺没有思想,是俗匠;单有思想没有手艺,是空想”。这一论断将摄影确立为一项“心手相应”的创造性活动。“术”是“艺”得以物化的唯一途径,没有对光圈、快门、胶片特性乃至后期工艺的精湛“术”的掌握,再精妙的构思也只是空中楼阁。反之,若无“艺”的统领,“术”则沦为炫技的雕虫小技,作品缺乏灵魂与格调。这一理论在摄影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吴印咸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为例,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凭借对摄影化学“术”的深刻理解,克服万难,创作出《白求恩大夫》等不朽之作。这些作品之所以震撼,不仅在于技术上的来之不易,更在于其中灌注的炽热的革命理想与人文关怀。“术”因“艺”而获得方向与深度,“艺”因“术”而获得形体与力量。刘半农的“艺”“术”之辩,实质是强调摄影作为一门现代艺术,必须完成从“技”到“道”的升华。
最后,天才与技法:艺术禀赋与后天修为的互渗升华。刘半农认为,天才提供了创作的种子与火花,但若无扎实的技法作为土壤与薪柴,种子无法生长,火花旋即熄灭。这与中国传统艺术教育中“从有法到无法”的路径完全一致。一个摄影师可能天生对构图有良好感觉,但若不系统学习视觉心理学、美学原理和大量拍摄实践,便无法稳定、自觉地创作出高水准作品,更难以形成个人风格。刘半农此论,暗合了本雅明所警惕的“机械复制时代”中“灵光”的消逝问题,纯粹依赖天才灵感是偶然的,而系统的技法训练则是“灵光”得以持续生成和捕捉的保障。从郎静的集锦摄影中,我们能看到天才想象与极致暗房技法的完美结合。技法的纯熟,使他自由挥洒的艺术构想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刘半农在《半农谈影》中构建的摄影美学理论,是一个环环相扣、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写真”与“写意”之辩,确立了摄影作为艺术的合法性及其美学追求的终极方向——主客交融、意象共生。“艺”与“术”之辩,剖析了创作行为本身心手合一的内在要求,强调了精神修养与技术精进不可偏废。天才与技法之论,则指明了艺术家成长的实际路径,即天赋需在严格的法度训练中得以锤炼和实现。这一理论框架,深深植根于中国“道器并举”、“文质彬彬”的传统文化土壤,为早期中国摄影师在西方技术冲击下找到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提供了思想武器。
它启示我们,优秀的摄影创作,既是向外的精准“写真”,也是向内的深刻“写意”;既是“艺”境的高远追求,也是“术”功的千锤百炼;既是天才灵光的一闪,也是技法长久的修为。这或许正是《半农谈影》穿越时空,至今仍对中国摄影实践葆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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