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源流简述
最近，不少同学在备考时向我们提问：西方马克思主义涉及人物众多，从卢卡奇、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阿尔都塞、鲍德里亚，理论观点似乎庞杂又深刻，该如何把握其核心脉络与思想主题？对此，我们简单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源流，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泰罗制等新的生产制度的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般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或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
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内在的理论局限，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这种模式无力透视和把握时代的新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伯恩施坦等人借此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修正”。列宁从时代的现实出发，科学分析和把握了资本主义垄断化发展的新特点，并将其与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提升结合起来，通过领导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成功实现了俄国革命的胜利。相对于俄国革命胜利的形势，西欧同时期的无产阶级斗争虽然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最终都陆续失败了。这样的结果引发了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性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
根据北京大学仰海峰老师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期。
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卢卡奇与科尔施、葛兰西被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卢卡奇基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拜物教的分析，提出著名的“物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全面陷入到物化状态之中，这种物化具体表现为人的劳动活动的物化，人的心理和意识的物化，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由于资产阶级本身阶级地位的限制，其意识已无法透视社会的物化状态，而无产阶级作为生产过程的直接参与者，时刻感知到自己与自身物化的对立，意识到自己被商品化的现实，因此可以打破物化意识，从而最终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总体性的批判认识。
科尔施重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认为马克思否定了作为纯粹观念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扬弃；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哲学，哲学仍然存在，只是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整体性的辩证批判方法。并且，这种意义上的哲学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
葛兰西以“实践哲学”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唯心主义，也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开辟了人类思想新阶段的独创的哲学。这种新哲学通过打破观念第一性的思想，将社会历史生活本身当作历史性的存在，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的特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问题上，葛兰西提出“领导权”的思想，强调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集体意志的整合，既指经济上的领导权，更指文化上的领导权，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
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拓展和逻辑深化时期。
1930年，霍克海默出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以“批判理论”为研究所的总体研究纲领，随后研究所的成员们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是相对于传统理论提出的。传统理论以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建构起来，将事实和规律看成是超历史性质的；这种理论在审视社会历史问题时，必然丧失批判的维度。相反，批判理论坚持社会问题根本的历史性质，同时关注社会问题和总体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同时，试图探求更合理的社会状态；在强调经济结构必然性的同时，肯定人的自主意志和自觉行动的意义。
在批判理论的基础上，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进一步展开了对西方文化工具理性的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将科学技术整合到其生产过程中，科学已经成为一种资本价值增殖的手段和意识形态；同时，技术理性在社会领域内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思维和实践的标准。这就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个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被全面管制的社会，成为一个工具理性支配的铁笼，形式上自由的人们实际上已沦为工具理性的执行者和贯彻者。资本通过工具理性奴役人，不再采取直接的强制的方式，而是一种让人感到自由和愉悦的方式，这构成了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本质。
要走出工具理性的牢笼，必须首先在理论上探索一种新型的哲学模式。阿多诺指出，现今的哲学已经深陷迷误，转向内在性的哲学展现出体系化和同一性的特征，这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一性的反映，在商品生产中任何异质性的因素都被转化为同一的交换价值。而要打破这种同一性的哲学观念，就需要非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强调非同一性和异质性，建构一种人与对象、人与人的新型关系。阿多诺将这种新的关系模式称为“星丛”，认为“星丛”是客体真正的存在方式，客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同一哲学所认为的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一种“合唱”式的关系。
在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理论转向工具理性批判的过程中，赖希、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则吸收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资源，展开了对法西斯主义极权性质和现代文明压抑本质的探讨。赖希利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性格学说，强调群众性格结构对于群众行为和思想的重要作用，认为正是社会中下层的威权主义的群众性格结构，才造成了其在心理上更倾向法西斯主义，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个人心理学改造成社会心理学，从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探求群体社会心理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人们面对自由的二律背反而逃避自由的原因就在于其极权主义性格。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与马克思关于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思想结合起来，认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对人欲望的压抑，这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所谓个体的自由人格不过是假象而已；而要打破这种对人欲望压抑的社会结构，获得爱欲的解放，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变革社会物质基础的同时，发挥爱欲实现非压抑发展的潜在本能。
随着6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受到重新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将马克思思想进行人本主义解读的热潮。萨特就是其中的代表。萨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人学的空场”，需要用存在主义来补全，构建以个体实践为核心的辩证理性的人学，这样才能使工人从惰性的实践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发展。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读，受到了阿尔都塞的批评。
在阿尔都塞看来，将个人认作主体的主张，以一个独立的、绝对的、作为他者的主体的存在为前提，这就类似信徒与上帝的关系一样，二者是一种不对等的镜像关系；这种关系以个体主体对绝对主体的臣服为条件，因此这样的个体主体并不是自由的。从社会根源来说，所谓个体主体只是资本这个绝对主体所建构起来的，实质上服务于资本再生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对人本主义的批评，也体现在他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重新解读上。他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总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意识形态时期和科学时期，体现人本主义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属于意识形态时期；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的断裂”，是一种问题式的转变。阿尔都塞反对以人本主义的主体活动来理解历史，而主张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历史的结构是被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元因素决定的。
在萨特和阿尔都塞围绕主体和历史发展的问题进行理论争论时，法国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对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消费现象展开了哲学批判。列斐伏尔从将马克思的异化批判思想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之中，到将日常生活批判上升为对现代性的批判，并将现代性的批判又具体化到对消费社会的批判，经历了一个思想发展过程。在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合理化的官僚主义社会，消费过程已经被各种次体系所控制，而这一社会要运行就依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被合理地组织起来，使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生产-消费-生产的闭合回路，人们的需要已经被提前觉察和诱导；并且，这种对消费的控制恰恰是通过一种形式上自由或自主的非控制的方式完成的。对于这个消费被控制的社会，列斐伏尔称之为“恐怖主义的社会”。
德波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对现代电子媒介的哲学分析，将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种“景观社会”。在景观社会，马克思所批判考察的商品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商品不再直接表现为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产品，而是通过电子媒介如电影、电视等将自身转变为影像，构成为“景观”，商品的集聚就成为作为影像的景观的集聚；商品如果不能通过影像来表现自己，具有影像的规定性，就无法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丧失了基本的存在意义。在根本意义上，景观就是资本，是资本存在的一种新形态。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作了更为系统的建构。鲍德里亚认为，当今社会的消费概念相对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消费不再是人走向物、物被人消费的过程，而是一种物品主动走向人的过程。而物要实现这一过程，就要转化为符号，以符号-物的形式存在；经过这样的中介，对物的消费过程实质就成为对物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消费。这种意义上的消费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全方面。并且，消费物形成了一个自动运行的物体系，它先验地规划了人们的消费行为。正是从这个角度，鲍德里亚将现代社会称为消费社会。
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内在冲突与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时期。
按照仰海峰老师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发生了重大转向。法兰克福学派将工具理性批判推到极限，成为对西方文明特质的批判，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寻求超越西方传统文明又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文明模式。阿多诺提出“星丛”理论来反对同一性质的形而上学，使一种异质性的哲学经验和一种后现代式的哲学理论模式开始生成，这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大逻辑转折。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对“主体”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也冲击了当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支撑的主体性理论逻辑，并使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成为重新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方法。拉克劳、墨菲等学者吸收了这些思想经验，结合当代思想的总体转向，引申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方式，并作出了新的理论建构的尝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演变，是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与现代西方思潮的互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不断重新思考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新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建构和创新的结果，是对现代西方社会总体发展的一种理论层面的批判审视。
参考文献：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